专家观点摘要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首先,投融资的核心是投资,项目是重中之重,当前中国缺好项目并不缺资金,要着力解决“投什么”的问题,贵州应该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在投资项目上多做文章。纯商业性投融资项目不需要政府规划,政府应在市场不能有效完成的事情上下功夫,在社会、城市等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规模大、现金流不稳定、经济前景不确定、投资回收期长的项目上发挥作用。

其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商业金融、开发金融、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四业并举,贵州在金融机构体系建设上也要转变观念,应该使四类金融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特别要更加注重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的作用。

第三,关于政府参与(政策性金融)的问题,财政助推金融发展是很有必要,很多事情纯粹用商业金融方式并不能很好解决。比如担保机构发展至今,能够存活下来的是大多是政府参与的担保机构。政府不要冲在市场第一线,更多的应该在政策支持上花力气。

第四,处在创业初期的企业融资难是一大问题,如何形成初创企业的权益性股金仍然是一个短板,因此成立综合股权交易与融资服务中心十分必要、很有眼光,特别是要注重发挥股权融资在“双创”中的作用,同时也要做好风险防范。

第五,贵州在推动绿色发展、绿色金融有优势也有条件,可以在绿色GDP、自然资产负债表等方面做一些探索。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用水权、用能权、排污权和碳排放权,这“四权”要能形成经济优势,关键要解决好“四权”初始界定和交易的问题。

第六,要高度重视不良资产大幅上升的问题,这是当前和今后几年投融资体制改革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夏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参事):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要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当前要妥善解决投融资平台和僵尸企业问题。

从长期看,要抓好农村金融,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贵州可以吸取硅谷银行的经验,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注重科技企业的培育。

短期来说,主要抓好四件事:一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对一些负债率高的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该破产就破产,降低存量债务；二是整合有效资源,拿出增量资金做好新平台；三是加快成立省级资产管理公司,可考虑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四是结合“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争取在外汇管理上搞些试点。

黄毅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

贵州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基础设施、能源利用和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还比较大。如果能改变过去单一依靠银行贷款投入的做法,创新投融资机制,让股权资本、社会资本和一些新的金融工具进入这些领域的话,解决这些问题会加快十到十五年。

贵州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一方面要跟着国家走,但更重要的要突出自身特色。一是应该与国家的规划和政策更好的对接；二是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僵尸企业用市场化手段出清,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发展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产业。

建行将继续落实国发【2012】2号文件精神,加大对贵州的支持力度。在基础设施方面,会对贵州加大投入,提供更加全面的综合性的服务。贵州在转型,建行也在转型,我们之间在很多基本点上是契合的,会有很好的合作前景。

孙学工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副司长):

一是加强对财政出资的产业投资基金的规范管理；二是政府出资的产业基金在投资领域上要有原则、有边界,重点投资市场机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领域；三是要抓住今年债券品种创新的机遇,在发行企业债和境外债券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特别在境外融资上下足功夫。

苏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一是要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不宜管得过多；二是系列文件要防止重复支持的问题；三是要理清支持环节,更加突出对关键环节支持；四是支持措施要更具体,注重可操作性。并对系列文件的内容提出具体修改建议。

马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贵州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基础设施一般面临着周期长、收益低、融资比较困难等问题,所以需要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多做些工作。贵州现在山清水秀,但是资源环境也是比较脆弱的,一旦破坏,以后修复的成本会比较高,希望不要重复东部一些地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应该在绿色金融方面有所作为。从贵州的情况来看,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工作。

第一,用贴息的办法来撬动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可以借鉴德国委托复兴银行具体管理政府对绿色产业的贴息计划的做法,用比较少的政府资金,比如说3%的贴息,撬动100%的本金,这样来放大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

第二,是要抓住国家将绿色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遇,充分利用绿色债券市场融资,成立绿色环保专业化基金。政府的介入,有助于降低私营部门对这些产业的风险厌恶。根据我们的统计,政府投入1块钱,可以撬动3块钱的民间资金。本来民间资金觉得投入这些项目风险非常大,政府基金一旦进入就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

第三,在地方层面,应该推进地方金融机构的绿色化,推动他们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绿色的产业中去,避免或者减少对污染性企业的投资。

祁斌　(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

一是要思想上要有突破,多鼓励企业到新三板挂牌,为到主板上市培育基础；二是要建好四板市场,集中力量发展好区域性股权市场；三是证监会正在推动审核进程网络化,要多加宣传境外上市,积极运用A+H、A+N上市融资模式。四是加强科技园区建设,利用个得税减免等方式吸引和留住科技人才、金融人才,同时,省级层面也要加强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

干海燕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一是要将思路放在引资上,除对上市、引进机构等方面进行奖励激励外,要更加注重相关配套、支撑政策的构建,加强软环境建设；二是转变设立PPP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的思路,重在形成对社会资金的引导机制,同时强化基金的产业定向引导作用,重点投入到拉动型强的产业和领域；三是加强担保体系及其补偿机制建设。

徐卫刚　(国家外管局综合司副司长):

改革应重点突出政府的引导作用,更好的让市场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落实在具体措施上,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重点加强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人才的交流与合作；二是积极探索推动建立隶属跨国公司的资本集中运作试点；三是立足贵州省关于“1+7”平台的战略部署,加大重要开放平台复制运用自贸区金融创新政策的建设力度,比方说,允许境内企业开设离岸账户、允许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内外之间进行债权债务抵消等；四是探索建立宏观审慎外债试点,进一步推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薄伟康　(中信信托副总经理):

第一,要高度关注民间资本挤出经济效应问题；二是关注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问题,鼓励省级母基金引入社会资本；三是积极运用资产证券化、债务置换等方式盘活政府存量债务。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管院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一是相对融资而言,投资问题更为重要,必须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二是政府应量力而为,制定中长期财政规划,对隐形债务负担要进行特别关注；三是要保持地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四是加快企业改革,必要时可以处置政府财产,甚至是国有企业资产；五是制定社会资本参与PPP的权益保障机制和退出机制。

丁志杰　(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兼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一是要加强投融资环境的建设；二是大力推进发展普惠金融的工作力度,重视地方金融体系建设,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作用。

雷文弢　(进出口银行业务部副总经理):

一是出台的系列文件要结合贵州发展规划,并突出支持的行业重点和针对性；二是要更关注投融资软环境的建设,注重制度保证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周月秋　(工商银行总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

一是将环保环评要求引入信贷政策,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二是除了信贷投放以外,也要将租赁、投行、资管等金融服务纳入激励范畴；三是注重金融专业人才团队的建设。

张海波　(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一是支持政策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应体现出差异性；二是支持政策应体现多样性,更加注重建立和完善风险补偿机制；三是支持政策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周一红　(银河证券债券融资部董事总经理):

一是要关注发改委、财政部对债券业务创新性的规定,利用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债券等新品种,置换和消化存量债务,加快推动发行银河证券和贵阳轨道交通部门之前所签署的100亿绿色债券的协议。二是在引入资本时,应提前做好资源、资金、资产、资信的整合落实工作。

闫晓旭　(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一是充分发挥贵州省旅游资源优势,推动省内5A景区、4A景区等旅游资源的整合上市融资；二是在省级资产管理及公司治理结构上,应注重风控体系建设；三是在PPP项目的模式推广上,要注重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评估。

张自力　(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市场管理中心总经理):

要结合贵州省情实际,将健康产业、医疗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当前可探索两个方面:一是积极运用PPP模式,加快市、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注重回报机制和价格体系的相互协同；二是加强乡村卫生机构的发展,加快发展农村医疗基础网络,政府要给予专业性配套支持政策。(陈毓钊　杨唯)